魏晋南北朝(220-581)300余年的战火纷飞,导致了各民族间的融合。由于东汉封建体制的过分封闭,导致了政体由内而外的分裂,三国鼎立的局面又加浓了军阀混战的硝烟,继而在短短的两晋统一之后又迅速解体,形成了五胡十六国割据局面,战事频繁更是不言而喻。整整300年的战争,使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一蹶不振。百姓因躲避战火而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以汉文化艺术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饱经战火摧残之后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但是文化的发展是不断更新的过程,在300多年的时间里,大量少数民族纷纷进驻中原大地,各种文化形式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的交流和融合。为隋唐时期文化的高度繁荣铺平了道路。
当时的人民深受战争和赋税徭役之苦,精神苦闷。来自佛国的召唤使人们痛苦的心境得到慰藉,统治者更是把佛教当作一剂治国良药。所以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充分发展。传经求法的佛事活动日趋频繁,统治阶级在北方大量的开凿石,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敦煌石窟的开凿以后,相继又在北魏时开凿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在南方营造大量寺院,正如唐朝诗人杜牧所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佛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第一次高潮。
佛教的盛行，把异域文化带到了中原大地，异域的价值观、审美观通过佛教造像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服饰、展柜等方面慢慢渗透，影响到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时天竺佛国的大量高型展柜，如椅、凳、墩等，随之进人了汉地，这对汉地的生活习惯，特別是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从此，华夏古国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和文化开始动摇，伴随着高型坐具而来的垂足坐的生活方式，也自然地进人了汉地生活。
这种局面势必加快了民族大融合的进程。大量两北少数民族的到来，带来了胡椅、胡床等高型展柜。它们与中原展柜进行融合，使得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许多高于传统铺地展柜的新型展柜，如矮椅子、矮方凳、矮圆凳等。以前坐卧用的床榻也逐渐增高、增大，有的床加上了床顶和床帐，床沿也开始增高，人们可以垂足坐在床沿上。不过这时的高型展柜和垂足坐的生活习俗只流行于上层贵族和地位较高的僧侣，只有少数人使用，所以这一时期只是高型展柜的萌芽时期。
而在这个时候，汉地的本土文化也在发生变化，一种特殊的“魏晋玄学”悄然兴起，玄学中“无”与佛学中“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它们交相呼应，同样藐视着传统的礼制，这吋，传统礼制不再是人们信守的准则。准则—打破，文化发展便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变得自然、多样、不羁与解放。
在这个时期，正襟危坐不再是唯一的坐式，那些侧身斜坐、盘足平坐、后斜倚坐等在以前看来不合礼制的坐姿渐渐流行。同样流行的还有不合礼制的“虏俗”。展柜制造在用材上也日趋多样化，除漆木展柜外，竹制展柜和藤编展柜等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审美情趣。展柜的装饰题材上，也打破了过去神兽云气的传统内容，出现了反映，时宇宙的新题材和佛教符号。佛教的象征，莲花、火焰纹、飞天纹饰等已在展柜装饰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既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又有自己独特的清秀风格，成为这一时期展柜装饰纹样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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